（同上）荀子是把惠施等辩者视为头号敌人的。
道的大全是无语、无名、无形、无声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记忆和理论思维，笔者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观点，认为其古典哲学思维是以表意语言和象形文字的特殊的符号媒体，象性范畴、实性范畴和虚性范畴两两复合，构成与西方爱与智二元分裂异趣，具有象外有言，言内有意，爱外有智，智内有爱的奥妙无穷的和合精神意境。
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文明历史长河中，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开放的、自由的，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是其是。中国的哲学，气傲烟霞，势凌风雨，反思纵横，中得心源，钩深致远，唯变所适。实然是无处不在的实际存在的事实，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联系着的实际存在的事实。在黑格尔等人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哲学，是因为东方人主张自然与精神合一，天人一体，这种直接合一，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于是实体（客体）与个体（主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天人合一）就出现了，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道体虽常在不灭，但道体变化往来不停，乃道体之本然，这是事物的当然之理和人所共由的符合规律的运动。
罗素则认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他以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剩余的那一片无人之域，即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就是哲学。道在其演变发展阶段中亦表现其不同的人文语境、核心话题、依傍文本，性质各别，以象与相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以无象无相形式隐而不被感官所感知。1933年任参谋本部总务厅厅长，赴北平协助处理华北事务，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身份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
汉武帝时曾遣司马相如以檄书晓谕巴蜀曰：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汉书·司马相如传》）。孔子以北极星形象的比喻德对于为政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性，认为为政者有德，就有了感召力、凝聚力，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但王士珍还是不为所动。次年，任陆军第二十镇差遣委员，旋入奉天东三省讲武堂。
乡约始于北宋，盛行于明代，流传至今。我们希望他能说点什么，而任老先生只笑微微地说了一句：万物作焉而不辞，道何言哉。
当时儒者们所关注的在下而不在上，在社会而不在朝廷。段正元视其为知己，为一正一副。这些弟子在文革期间都想法设计保护道德学社的书籍，而且他们认真地阅读，按照书里所说自我修养身心性命。1930年，湖南省主席何键有感于湖南时局甚危，不知怎么办，恳请段正元赴长沙，垂询如何治理地方。
19岁在青城山明见本性以后，自信将来会以匹夫教王侯。是所谓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也。所以常常看到平常之人，入庙烧香，不论庙内所供何神，无不顶礼祷告，求神保佑，这就舍本逐末，转成迷信。所以，办道德学社并不是他的本意和理想，而是他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行为。
1935年后任参谋本部次长，军令部政务次长，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局长、办公厅主任，第三战区代参谋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正月，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叩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
到东京住五年，学法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回国，在民政部供职三年。职员表及名誉干事等大多为军政界要人，如江朝宗、李纯、赵倜、蒋作宾、吕炳湘、付良佐、罗迪楚等人，不一而足。
以儒家人伦教化为依归，走向大众，强调实践是这种转向的基本特质。道德学社的教纲为：受恩必报，有过贞改，明善实行，诸恶不作，福至心灵，从容中道。可惜在位者不能用他，吾今日学道、明道、行道，数十年经验阅历，既于《大学》修齐治平之学问问学，成为一贯，而不能见用。故有德有位，不但万民服从，天地鬼神亦服从。守本分即是守中，守中即是何等人干何等事。七日以刑教中，则民不虣。
要皆礼之所在，然后受之。栾城并没有建立道德学社或者分社、阅书室等，因为距离北京近，有好几位农民经常来北京道德学社听段师尊讲道说法，其中有一位杨修三老人，年轻时给人扛活，后来北京道德学社拜门。
如果乡官里吏教化不善，就要承担失职责任。郑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
1952年解散道德学社时被捕，1953年春死在狱中。1912年4月任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二局参谋，8月奉派赴天津欢迎孙中山入京。
道德学社的骨干和领导层是有传统文化素养的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地方士绅、中小商人，而其教化的对象则是包括以上人员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其中许多是普通百姓、农民、士兵、商贩等。说起来也神奇，他是文盲，因为经常听段正元讲经说法，后来自己也能读师尊书了，再后来也能讲。这种批判是必要的，然而在批判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中庸之道却有许多误解和歪曲，特别是把中庸之道与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把它视为平庸、妥协、保守、不思进取、守旧不变等，认为是维护封建专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的精神武器，否定其现意义和价值，这就走上了矫枉过正的极端之路。王士珍一向有儒雅将风，与袁有旧谊而对袁之修养为人敬而远之，当袁世凯势力节节上升之时他退居正定老家。
回到老家，乡亲们考他，他也能答得出，乡亲们觉得他不简单：不识字的人能讲四书，之乎者也，脱口而出，俨然是一位乡村私塾先生。段正元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正是人们没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真智慧，所以不免迷信。
至圣将‘为政说在前，‘以德说在后，必要在位之人行德，如北辰众星共之。段正元提出以道治天下，指出以道治天下，为古昔先王修齐治平一贯之本，即为今世救时救天下之急务，所谓当务之急，以道治天下者也。
在儒学发展史上真正走向民间，远离政治专制，把精英儒学化为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的民间儒学。这种讲学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精英面向社会大众的宣教活动，是儒学的新形态，体现了儒者们重新试图全面整合社会的努力。
在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作《退隐后特别训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民国四年上书于袁世凯，因筹安会起,不能实现。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中国最强者）。这里以在河北栾城田野调查的几位虔诚的弟子为例来说明。今只来请我，岂不是欺人之谈。
当时侯老已经是九十岁高龄了，而他们比起侯老来还年轻的多，年龄最长的杨修三还比侯老小八岁，还不应该辅助侯老办学吗？由此以杨士俊为首（好不容易劝阻了杨修三）和几位栾城同仁奔赴山西孝义五爱学校，无偿地在那里尽功苦勤劳，把自己的汗水洒在学校的农场上，算是对同仁办学校的无私奉献。四岁丧母，继又丧父，依靠兄嫂维持，半耕半读，清朝科举时中秀才。
临行前，他嘱咐袁克定说如果请不来，就不要回来。这段话体现的正是孔子通过教育培养士人使其担当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并进而改造社会的思路。
1922年后任河南督军署顾问、陆军检阅使署顾问等职。正在苦闷彷徨之时，得段正元在川中所著《圣道发源》一书（后改为《圣道发凡》），因书中所述令他耳目一新，一读即爱不释手。